漫话清宫御膳房(上)
祁 峰
清代内务府所属的御膳房,是宫中专为皇帝制作膳食的机构。别的不说,仅“御膳”二字,就足以使人浮想联翩:皇帝都吃些什么、喜好什么口味,食材从何而来,食器有何种类,御膳房对经费、资产和服务是如何管理的?下面,就让我们从乾隆皇帝的一份进膳底档说起,走近清宫御膳房。
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1765年2月5日),北京城还沉浸在新春的喜庆气氛当中,乾隆帝已经准备起驾南巡。卯初二刻(5:30),御膳房备好了一份冰糖炖燕窝,用春寿宝盖钟盖好进献。卯正二刻(6:30),乾隆在养心殿冬暖阁进早膳:
燕窝红白鸭子南鲜热锅一品、酒炖肉炖豆腐一品(五福珐琅碗)、清蒸鸭煳猪肉鹿尾攒盘一品、竹节卷小馒首一品(黄盘)。舒妃、颖妃、愉妃、豫妃进菜四品、饽饽二品、珐琅葵花盒小菜一品、珐琅银碟小菜四品。随送面一品(系里边伺候)、老米水膳一品(汤膳碗五谷丰登珐琅碗金钟盖)。额食四桌:二号黄碗菜四品、羊肉丝一品(五福碗)、奶子八品,共十三品一桌。上进毕,赏舒妃等位祭神糕一品、盒子一品,包子一品、小饽饽一品、热锅一品、攒肉丝一品、菜三品。
看过这份清代内务府《江南节次照常膳底档》,您是否觉得有点目不暇接?乾隆的这顿早膳,共上菜品30道,用填漆花膳桌摆放整齐,论取料,既有燕窝等珍贵食材,也有鹿尾、饽饽、奶子等满族传统食品,还有豆腐、馒首、包子等常见之物;论菜品,既有燕窝菜类、鸭菜类、野味菜类,也有肉菜类、面点类、粥类、冷荤凉菜类;论风味,酒炖肉炖豆腐、清蒸鸭煳猪肉鹿尾属于满族风味,燕窝则是典型的南方特色;论技法,则包含了锅子、焯、煨、炖、蒸、煳、蒸、煮等多种烹调方法;论盛器,五福珐琅碗、珐琅葵花盒、珐琅银碟、五谷丰登珐琅碗等琳琅满目。这顿早膳可谓五光十色、五味俱全,它们正是出自内务府御膳房。
翻开保存至今的清代内务府档案,御膳房与御茶房常并称御茶膳房,下设有茶房、清茶房、膳房、饭房、买办肉类处、肉房、干肉库、档案房等多个机构。紫禁城中,帝、后、妃、嫔等的膳食供应各有定例,各宫均有膳房,分头备膳。此外,内务府所属掌关防管理内管领事务处所属的内饽饽房、外饽饽房、菜库、酒醋房、官三仓、恩丰仓等,以及广储司所属的茶库、营造司所属的炭库和柴库、掌仪司所属的果房、庆丰司管理的牲畜群等,连同分布在颐和园、圆明园、盛京、避暑山庄等地的膳房,共同构成了清代宫廷以御膳房为核心的庞大而复杂的膳事服务机构。
御膳房位于养心殿以南、军机处以北,匾上所书“膳房”二字为康熙亲笔。从雍正开始,养心殿既是皇帝寝宫,也是处理政务、召见臣工的所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五月,膳房奉旨改为内膳房,饭房改为外膳房。内膳房负责制作皇帝、皇后和妃嫔们的膳食;外膳房位于景运门外,主要负责供应大臣、侍卫等工作人员。御膳房人员众多,有尚膳侍卫、司膳太监和厨役这3类。尚膳侍卫负责进膳、办膳事宜,分为头等侍卫、二等侍卫、三等侍卫和拜唐阿等;司膳太监分为总管、首领和一般太监,共百余人;厨役包括御厨和一般厨役,御厨多为满族人,山东籍和苏扬一带的也有不少。御厨和一般厨役约有400人,道光朝裁减200人,慈禧的西膳房又大幅增加。
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百姓家一日三餐,还是御膳房随时备膳,食材供应都是第一位的。那么,御膳房里品种繁多的食材,都从何而来呢?从渠道上说,大体有三种:一是市易,即花钱从市场上买;二是进贡,由各方贡入朝廷;三是自营,由内务府管理的皇庄供应。
先说市易。按照清宫典制,御膳的食材供应有着固定的份例,其中的一部分由内务府指派专人采买,按市价折银给付。我们以《内务府掌仪司呈堂稿》收录的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九日公文底档为例,它详细记录了当年四月为慈安、慈禧两太后膳房等处采购海参、鱼翅、口蘑、香簟等物的明细账单,食材按照大兴、宛平两县呈报的时价办买,名称、重量、单价、各处花费一应俱全,共需银4769两8钱6分5厘。银两按半数折给,再减去一成,共需用银2146两4钱,经多人复核联署并呈内务府批准后,移交广储司银库领取。
另一种重要方式是进贡,品种极多、数量极大,依各地土特产的不同,均有定额。比如,在各地贡品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东北野味,就包括了盛京将军进贡的鹿舌、鹿尾、鹿肉、鹿筋等,打牲乌拉总管进贡的鲟鳇鱼、赭鲈鱼、杂色鱼等,船厂将军进贡的鹿尾、野猪、野鸡等,黑龙江将军进贡的赭鲈鱼、细鳞鱼、野猪、野树鸡等。这些贡品每年分次进贡,像盛京将军每年进献就分为初次鲜进、初次差进、二次鲜进、二次差进、三次鲜进、三次差进等,“齑到之时,俱按数目查收,次日具奏”(《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其中需要备膳的存于御膳房所属的肉房,用于赏赐的则存于东华门外,腊猪、腌鱼、火腿、蔬菜等则存于御膳房干肉库中。道光帝时,贡品的种类和数量多有删减,有的悉数免除。
第三种方式是自营。内务府负责管理皇家的庄园、地亩、户口、徭役等事宜,设于多地的皇庄提供了粮、油、肉、蛋、奶、菜等数量庞大的农产品,这是御膳房食材的重要来源。《养吉斋丛录》卷二十四记载:“旧时计大庄四百五十八所,半庄一百七十一所,园一百所。共地一万二千七百八十顷。坐落顺天、永平、天津、保定、宣化府所属及喜峰口、古北口等处。此外,盛京别有庄头。”不同等次的粮庄,地亩人丁、完粮数额均有不同,每年内务府会计司官员分东西两路前往催征,按限完结,当堂收验,由内务府广储司收存。雍正二年(1724年),内务府奏准裁撤米盐库,内廷所用三色老米、水稻、黏稻、蜂蜜、蜡烛、盐觔等,全都交由官三仓管理。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内务府奏称,官三仓备办内廷粮米杂物,一年仅应用的杂粮就达到9200余石、值银28020余两。
御膳房在食材上的开销很大,这离不开充足的经费作保障。以乾隆时期御膳房采购肉类为例,据《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乾隆二十一年(1755年),御膳房买办肉类处采购猪肉、鸡鸭等年需用银2.2万两,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涨到3万两。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因上年结余较多,酌减为每年2.6万两,如不敷使用,经批准后可以增加,但不得超过3万两的上限。在经费来源上,起初是由光禄寺分春秋两季向户部支领,存于光禄寺库中,需要用银时,向光禄寺行文支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改为由御膳房于每年春秋二季直接向户部领取,同时建立常年经费储备制度,每1000两白银从中积存22两,遇有物价昂贵年份需要增加经费的,就动用积存银两,不向户部额外支取,每当存够1000两,就将其归入正项经费;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买办肉类处可根据需要陆续向户部领银,不必限于春秋二季;乾隆五十年(1785年),改为买办肉类处直接向广储司银库支领。采购肉类经费列支渠道从“国税”(户部)到“皇粮”(内务府)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乾隆时期国力上升、内帑储备充足的现实,这为御膳房走向繁荣提供了充足的经费保障。
在操作环节,为加强内部监管,肉类采购制度也屡经调整。起初,是光禄寺招募民商负责办买肉类,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为总管膳房事务大臣委派膳房官员办理,年底会同光禄寺核销;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所有肉类开销,都要按月缮写奏闻,年底汇总核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肉类不再由膳房办买,而是改为内务府选派两名官员共同办理,并且当年采购肉类数、实际用银数以及交给内廷的肉类数,要由办买官员和膳房官员各自独自登记造册,分别呈报内务府详细查核。内务府选派的办买官员每年更换,只对本年度领取和使用的经费负责,日清月结、年底汇总,既要与膳房官员相互对帐,又要接受内务府核查,如有余款,悉数上缴户部,不纳入次年经费。不仅肉类采购如此,与御膳供应紧密相关的其它原材料,也都有相应的核查监管机制。据《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凡御茶膳房向内务府营造司行文领取过煤炭、木柴,以及向官三仓行文领取过米面、杂粮、油蜡、盐斤、蜂蜜等,都要将用量明细按月造册,移送稽查内务府事务衙门查核。因此,御膳房经费管理在内控机制方面是比较完善的。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生性节俭的道光皇帝一次同大臣谈话,询问早饭吃了没有,大臣回答说吃了4个鸡蛋。道光帝大吃一惊,说一个鸡蛋10两银子,你一顿早饭就要花费40两,生活怎敢如此奢华?大臣心中暗自叫苦,明知这是内务府谎报市价、中饱私囊,又不敢揭穿,只好硬着头皮回答说,圣上所用的乃是最好的鸡蛋,臣只能买那些破了的鸡蛋,每个只值几文钱。这个清朝“天价鸡蛋”的故事有多个不同版本,我们且不去管它,只从内务府经费的角度分析一下。鸡蛋属普通食材,由内务府会计司管理的粮庄供给。光绪年间,内务府年用鸡蛋量约为67万个。在内务府掌仪司每月采购的份例食材中,最贵的当属海参鱼翅。《内务府掌仪司呈堂稿》明白记载,同治十二年(1873年)四月采购的海参和鱼翅,每斤市价分别为银2两5钱、2两8钱;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物价上涨,海参和鱼翅的每斤市价分别为银3两1钱、3两4钱。倘若10两银子1枚鸡蛋,那就相当于可以换购3斤以上的海参或鱼翅,仅凭常识就可判断此事绝无可能。哪个内务府官员敢冒欺君之罪的风险,谎奏一个鸡蛋值10两银子呢?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天价鸡蛋”故事只可当作笑谈,而不是史实,内务府档案给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