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的后勤保障对机关事务工作的启示
贾建林
兵家常云:“兵无辎重则亡”。任何军事行动或政治活动都离不开必要的后勤保障。红军长征途中没有任何后方基地做保障,但“红军不怕远征难”,在漫漫征途中充分发挥供给保障的群众性、主动性、灵活性,保存了中国革命的有生力量,谱写了史无前例的壮丽史诗。红军长征中的后勤保障对今天机关事务的建设发展有什么经验和启示?本文将作一些粗浅探讨。
一、长征中的主要保障方式
长征途中,红军如何打破敌人的物资和经济封锁,有效保障红军的生存和战斗力,红军采取了以下方式:
一是以打养军。有人将长征时期的后勤保障方式总结为“一打(打土豪)、二缴(缴获)、三借(借贷)、四买(购买)”。“一打”就是打土豪,通过收缴土豪钱币、财产、粮食来供养红军队伍。长征途中,红军的生活费用和事业费用主要靠打土豪筹集,这是保障红军生存和战斗力提高的最有效方式。红军每到一地,第一件任务就是打土豪筹粮款,把地主阶级剥削人民的劳动果实夺回来,同时没收地主财产,一部分分给群众,一部分留下来解决部队的给养。《长征》中记载,红军第六军团在湘西就没收了15家地主财产,没收银元5000块,金子10多斤,被服数百件,粮食数十万斤,还有盐巴等,有效地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
二是以缴壮军。长征时期,红军没有固定的兵工厂生产武器弹药,武器装备和弹药的补充主要是靠战争缴获,甚至因缴获先进武器而使战斗力量更加壮大。《党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战士书》(1935年2月16日)中强调:“全体同志打大胜仗,消灭敌人,缴他们的枪与子弹,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万劳苦群众,是我们目前中心的任务。”中央红军在遵义战役中,缴获各种枪2000余支(挺);红四方面军在1935年8月包座进攻战中,缴获长枪1500余支,机枪50余挺。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在各种战斗中也缴获颇丰,有力地壮大了红军的战斗力量。
三是以借济军。红军过雪山草地,携带的粮食和钱款所剩无几,面对的自然环境条件极其恶劣,能够遇到的群众几乎都是藏区的少数民族。按照当时中央的规定,少数民族的土豪不能打。所以,红军给养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借贷。总政治部曾作出规定:向富有者借贷,一般群众的东西不得强迫;向逃跑在外的富有者借取,并留下收条及说明书;对商店的货物不能采取没收或强买的办法,对急需的军用品须经军以上的政治机关批准后才能借。毛泽东曾向埃德加.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取自他们的给养”。
四是以购强军。中华苏维埃有自己的银行和货币,在长征开始之际几乎所有的金银和钞票都分发给了红军,以便红军离开苏区后有钱采购物资。《长征》中多次记载,红军在长征途中向沿途的商家和居民购买日用品,大致有胶底鞋子、糯米、红糖、罐头、香烟等,战备物资主要有布匹,药品、洋油和通讯器材等。为防止红军在购买活动中侵害群众现象,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等文件,规定了购买粮食的具体政策和办法,如在收购粮食时要很好的向群众宣传,一定要给足价钱并给群众留存一部分。通过购买所需物资是保障军队生存并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的最重要方式。
二、长征中后勤保障工作的经验
红军长征时期,根据战略转移以及环境恶劣的现实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保障之路。具体包括:
(一)虽然多线流动作战,但后勤保障的组织健全。长征开始前,中央苏区的后勤保障由人民经济委员会、粮食部、内务部及财政部等承担。长征开始后,在中央机关专门成立了总供给部和没收征发委员会,林伯渠任供给部部长和征发委员会主任,全面负责红军长征中的后勤工作。后勤部门编入中央足可以看出红军十分重视后勤保障工作。红军进入敌占区和无人区后,粮食和被服等后勤供给品出现很大困难,根据形势变化中央决定在各级政治部设立征发科,负责没收征收工作。总政冶部和供给部还专门下发了《关于筹款征集资材及节省问题的训令》。
(二)虽然形势严峻,但随着形势变化有度取舍。长征伊始,中央决定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都要带走,包括织布机、铅印机、印钞机、X光机,还有红军总部储备的银元、大米、盐巴、药品、通讯器材等,加上枪支弹药共整理出4000副担子。埃德加.斯诺曾在他的文章中十分形象的比喻当时的情景为“整个国家走上了征途”。这支庞大的队伍因灵活性、机动性差付出了牺牲数万人的惨痛代价。遵义会议后,后勤保障的思路作了调整,要求除粮食和重要物资外,其余辎重全部丢掉。《长征》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毛泽东看到一个八人抬的大箱子,问担架连指导员李桂英:“那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李桂英说:“照肺用的镜子(X光机),宁都暴动时带来的”。毛泽东毫不迟疑的说:“扔掉它,轻装前进。”
(三)虽物资供应困难,但官兵能够同甘共苦。长征路上,虽然供给部门想尽办法筹粮、筹布、筹集弹药,但仍供不应求,尤其是在爬雪山过草地时,红军因饥饿、寒冷和疾病等原因,牺牲了大量的红军官兵,仅红二方面军过草地就减员2150人,红六军团雪山行军减员2297人。周恩来对埃德加.斯诺曾说:“交战造成的损失,比由于疲劳、疾病和饥饿等原因造成的损失要少。”但在困难面前,红军官兵能够风雨同舟、同甘共苦。毛泽东以身作则,坚持不坐担架,不骑马,拄着拐棍爬夹金山,下山时头晕跌倒。彭德怀忍痛割爱杀掉坐骑,自己却拒绝吃肉。正是由于官兵一致,让年轻的战士们增加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信念。
(四)虽与敌人势不两立,但取得群众广泛支持。长征途中红军每天面临着生死两隔的危险,但每天也生活在热情的群众中间,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长征之初,总政治部就颁布了《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红军强有力的群众工作赢得群众的广泛支持,沿途群众为红军筹款筹粮、烧水送饭、收集情报、救护伤员、提供兵源。军民团结如一人,构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御敌长城。
(五)虽然保障水平低,但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探索。长征时期的后勤保障具有流动性、艰苦性、长期性、风险性、层次低、无依托等特点,但中国工家红军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采取了“打、缴、借、买”的保障方式,有效地保障了红军的生存和长征的胜利。长征初期红军采用的是“大搬家”式保障,后期除了粮食和重要物资外,其余辎重全部丢掉,增加行军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在红军后勤保障工作中的体现。
三、对做好当今机关事务工作的启示
今天的机关事务工作与长征时期相比,有了数不尽的新变化,站在历史和发展的层面思考机关事务工作,应有以下启示:
(一)切实增强政治性,要把讲政治贯彻到机关事务工作全过程。红军在转战的过程中有时一粒米或一粒药就会决定一个官兵的生命,后勤直接影响着敌我势力的消长,可以说长征时期的后勤保障直接关乎红色政权的生死存亡。今天的机关事务保障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政治性特征没有丝毫改变。机关事务工作不是中心,但要服务中心,不是大局,但牵动大局。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机关事务工作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一环,要为机关高效运转服好务,进而为经济社会管理服好务,为人民群众服好务。因此,机关事务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在点滴的工作中增强政治性,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稳定发展的大局。
(二)牢固树立风险性,始终把机关事务工作隐藏的风险牢记在心。遵义会议前,过分的保障影响了军队前进的步伐和作战的计划。湘江之战敌军以逸待劳,红军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差一点全军覆没,教训极其惨痛。当前,我们要针对机关事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工作研究,化解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风险。
(三)必须遵循社会性,逐步建立起以政府引导,社会承担为主的机关事务保障体系。长征时期党、政、军内部的自我保障能力十分有限,红军一边行军打仗,一边靠“打”“缴”“借”“买”等多种方式筹备给养、枪支、布匹和药品等,这些战备物品主要来源于社会。如今,市场经济成为经济主流模式,传统的内部保障在服务水平、管理方式上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不仅不能满足职工的工作和生活需求,更谈不上参与市场竞争,还牵涉领导大量精力。实践表明,西方发达国家机关工作高效率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充分利用了社会力量和资源进行保障。建立以政府引导,社会积极参与、主动承担的机关事务保障体系势在必行。
(四)始终贯彻创新性,把创新作为机关事务工作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是红军长征最宝贵的历史经验,正是因为红军有了创新的胆略,才在困难重重、形势瞬息万变的长征途中,创造出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创造出独特的后勤保障方法。“道在日新,艺亦须日新,新者生机也,不新则死。”今天的机关事务工作正从具体做服务向统筹管服务转变,从分散管理向集中统一管理转变,从依靠行政命令、领导批示向依靠政策法规、制度标准转变。要实现这些转变,关键在创新。我们要在治理法治化、服务规范化、保障标准化、管理精细化、机构职能化、手段信息化、评价绩效化等方面下功夫、做文章。
(五)科学把握理论性,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研究机关事务工作的看家本领。红军长征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思想家和革命家没有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正确理解并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确立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确的军事路线和后勤保障方式,最终保障红军取得革命的胜利。站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工作,根据机关事务的内在发展规律和本质要求,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贯穿其中,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本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着力提高机关事务系统治理能力,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努力提升政府效能,为加强现代政府建设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单位/国管局政策法规司